金博体育2017 年我采访了嫁给了藏区蜂农的记者马金瑜，节目播出时的标题是「采访完一个藏区蜂农，47天之后我嫁给了他」。

　　在那期节目当中马金瑜说，她正在办离婚。我问她，觉不觉得这次婚姻的尝试是失败的，她回答说，对，就是失败的。那次采访完之后，在没有录音的情况下，金瑜告诉我，自己被扎西打过。当然，今天我看到有人说那个人不叫扎西，叫谢德成。但我觉得他叫什么名字在这里没那么重要，我们只要知道他是一个会打老婆的人就行了。

　　我当时听了很震惊，虽然节目里金瑜已经说了一些扎西非常父权的一些表现，但是家暴是更严重的事情。我问金瑜，我可以录下这部分的故事吗？金瑜考虑了一会，她说不希望讲这些。那我想，无论金瑜是什么样的考量，既然她正在办离婚，以后就远离那个男人了。所以，她如果想忘掉这些不好的经历金博体育，我也应该尊重她的选择。

　　后来这几年我和金瑜基本没有见过面，只在微信上偶尔发下消息。坦白讲，我甚至屏蔽了她的朋友圈，因为她每天要发十几条网店带货的消息，我的朋友圈基本被她刷屏了。

　　我知道她的网店生意可能不太好，周围的这些朋友也是能帮忙就尽量帮点忙。但我觉得大家能帮的，也都是小忙。因为只要她不回北京或者广州，大家都是鞭长莫及，青海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们真的没有资源可以帮助到她。

　　但是直到昨天，我看到金瑜写的文字，才知道她这些年来遭受的是系统性的家暴，而且从金瑜的描述来看，已经非常恶劣了。

　　当然，从最新的消息来看，扎西不承认他做过这些事情。那我们也不早下判断，不妨再等等有关部门的调查。

　　昨天晚上，我和金瑜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。她说看到网络上一条条 @她的评论，就像锤子在锤她的头。她不太明白：自己不是受害者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来骂她。

　　这些评论里有人说她是「女文青小布尔乔亚」，梦碎藏区，不值得同情；有人说她自己受罪可以，为什么让三个孩子也在那里受罪？

　　其实最后这个问题我昨晚也问了金瑜，问她为什么不回北京？她说她不是没想过，她也打听了一圈儿，但是发现带着三个孩子没有户口在北京很难生活，开支巨大，尤其是老大，还要上特殊教育学校，有很多麻烦。

　　我觉得，这阵儿的喧嚣，更多的是没认真听过金瑜经历的人，仅凭着网络上的几个标签，就开始发表言论。这样的言论其实非常地不负责任。

　　所以今天，我就把上次的节目重播一遍，并且补充一些当时因为篇幅限制没有放进去的故事。希望能让你对金瑜多一点了解。

　　另外，这两天金瑜的电话被打爆，所有人都在联系她，她的脑子非常乱。她说想等这阵喧嚣平静下来之后，到故事FM 把后面这几年发生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。到时候我们会对金瑜再做一次回访。

　　那时候我都特别震惊，因为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打开手机，突然看到新闻的首页是我，自己很不能适应。我的好多朋友也在朋友圈说，我们的金瑜居然上了网站的头条。

　　马金瑜是一个记者，2010 年的时候，她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不仅震惊了周围所有的朋友，而且上了新闻首页。她嫁给了青海藏区的一个养蜂人——扎西。

　　我叫马金瑜，今年 38 岁。我曾经在《新京报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《悉尼晨报》都工作过，有 14 年的记者从业经历。后来，因为去青海采访，嫁到了青海藏区，和一个蜂农在一起，有了七年的高原上的生活。

　　当时是玉树地震之后，我很偶然地在搜寻新闻的时候，看到青海还有人在养蜜蜂。想到爱因斯坦写的「如果地球上蜜蜂灭亡，人类只能存活四年」，我觉得很震撼，这是一个世界上那么多人关心的问题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去描述它。

　　然后我就联系了青海的好几个县，去看养蜂人。扎西在贵德县，也是别的养蜂人带我去见的，他当时和老父亲在养蜂。

　　见到扎西时，他很腼腆，很不好意思。当时我就大概问了一些情况，打蜜打多少，蜜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

　　在养蜂人里面，年轻人其实是很少的，大部分养蜂人的后代都不愿意从事这个工作。那个地方信号很差，你不能玩手机；天气也很不好，异常天气很多，会很孤独；你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，没有人跟你作伴；吃东西也很不方便，经常要吃馍馍，干馍馍；只能用太阳能发电，如果阴雨天的话，没有电你就只能自己在黑暗里坐着。这就是养蜂人很真实又残酷的生活。

　　当时我就留了电话，让他们蜜蜂搬家的话告诉我，我再回来看。我没有见过蜜蜂搬家，我觉得蜜蜂搬迁是要去很远的一片山上，那可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。

　　大概过了三天，下午 7 点多的时候，我当时已经准备要离开青海去四川采访，扎西给我发短信，他说「蜜蜂要搬家了，你来不来？」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，说我来。

　　我当时包了个车赶过去，去的时候已经在准备装车了。蜜蜂就在叮人，钻到衣服里，落在脸上。刚好太阳已经落山，天黑了，手机的光照到脸上，蜜蜂就冲过来，还往衣服里钻。他问我叮哪了，可我没办法说，就疼得在那哭。等我把蜜蜂扒掉以后，就往山上走。

　　因为蜜蜂车不能走太快，要不然蜜蜂就跟丢了。我们大概半夜一两点的时候到的，特别冷，山上 3000 多米的地方，夜里面不盖被子会打抖。我、扎西和另一个养蜂人坐在床上，只有一个被子，被子就全部盖住脚，因为当时没有来得及带那么多东西。

　　我到现在都记得，蜜蜂车的灯光打在草上，光扫过去的时候草上面还带点水，感觉夜露很重。

　　好不容易坚持到早晨，可能将近五点的时候，突然很多鸟开始叫了。扎西就出去了，在蜂箱里面弄蜜蜂。我就问他蜜蜂怎么样、好不好什么的。他要把蜂箱上堵住的洞弄开，让蜜蜂好受一点。

　　那时候太阳也刚好出来，很多鸟站在草场的栅栏上叫，光一点点地洒在蜜蜂的蜂箱上，洒在草原上。我到今天想起来，那个画面依然是非常美的。

　　它触动的是你内心深处对自然的向往。就像你小时候看到星辰的感觉一样，它离你那么遥远，却深深地触动了你。当你成年以后，你也很难忘怀那种感觉，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感觉。

　　我和摄影记者拍完就走了，我们还要去云南拍摄。拍完之后，他打电话给我说让我回青海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很快就结婚了。

　　其实到今天，我也感觉是稀里糊涂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做事就是，觉得我的心走到这了，就可以了，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。

　　但是我就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养蜂人全都来了。他们特别高兴，觉得养蜂的人娶了一个大记者，他们养蜂的人有靠山了，没有人欺负他们了。

　　因为养蜜蜂的人在蜜蜂搬迁的时候，的确会受很多欺负。蜜源地的争执，很多困难等着他们，跟我们平常想象中的浪漫形象完全不同。

　　我们平时的话，在县城的机会多一点。县城人口不太多，有两条大的路，当时我记得有五个红绿灯，三个是坏的。

　　每天早晨最热闹的是我们县的蔬菜市场，早上会有吃羊杂碎的，尤其是冬天的早上。有很多很长的板凳，像是以前的那种老木头板凳，桌子上还会钉一层铁皮。还有很多卖馍馍的妇女。

　　那个场景，其实很像 60 年代 70 年代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你像穿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样。比如说从那个地方出来，然后突然到北京或者广州出差，你会觉得特别魔幻现实主义，觉得自己在不同的时空之间穿梭。

　　因为蜜蜂的选题也没有采访完，还有别的事情等着我。一个选题做完了还有下一个选题等着，不停的新闻事件。我们是深度调查组，人也不够用，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去采访。

　　他们的人都以为，我可能是骗婚的那种，故意就去问他「扎西，你的媳妇回来了吗？」就像故意去刺激他一样。

　　我当时还是想继续我的记者工作。我也问过他，我说我们记者就是天南地北的到处跑，以后怎么办？」他说「没关系，我觉得那还挺浪漫的。」但实际上就很痛苦，尤其有了孩子之后。

　　2011 年快到 7 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只蜜蜂钻到了扎西的耳朵里。他大概有半个月有一边耳朵听不到声音，我当时怀疑是耳膜有什么问题，就说去西宁看一看。我们抱着孩子去的，孩子当时才两个月。就在返回贵德县的晚上，我们坐的出租车撞到了一个没有驾照的拉沙石料的装卸车。

　　我当时已经睡着了，起来的时候只有一点光，我整个脸上都是血，眼睛都已经瞎了，满脸都是玻璃碴子，眼睛只有一点点光透过来，眼镜撞到了后面的座椅上，我只记得扎西把我的脸扳过来看了一下，我听到孩子在哭，我说「孩子怎么样？」，他说「孩子头上也有血」，我说「把孩子的人中掐着不让他睡着，怕孩子昏过去」。

　　等救护车的时候，有个藏族人开车把我们送到贵德县医院了，我还记得当时没办法打麻药，现在还记得绳子穿过肉，拉过去「蹭蹭蹭」的声音。孩子在旁边哭，我看不见，只能用手到处摸到处找他，然后护士把我的手放在孩子身上：「你孩子在这呢」，他慢慢地没那么大声地哭了。

　　后来连夜转到了青海人民医院，我已经是病危了，大夫当时检查就说我的眼睛已经瞎了，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：「我的蜜蜂稿还没写完呢，怎么能让我的眼睛瞎呢！」

　　后来孩子送到了青海儿童医院，我自己住在人民医院病房的过道里，谁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每天眼睛也看不清楚，就那么躺着，就想「这一生可能都完了」。后来转到里面的病房，有九个病人，旁边床的那个人，大夫在给他脑袋打一个洞，就在我病床边打的，我就听到钻头骨的声音，病房里还有苍蝇。

　　有一个姐姐过来，她看了我一眼就出去了，我就听到走道里放声大哭的声音，她进来以后就骂我，她说「谁让你嫁到这里来的，这哪里是医院，这明明就是六七十年代的卫生院！」，她很心疼，又特别气。

　　我后来勉强能够看见，在儿童医院的走廊里，我坐着轮椅要去看孩子，没办法进去。

　　当时大夫几次让我们放弃，因为孩子特别小，只有两个月，头却大得像个西瓜，严重脑挫裂伤，大夫说了非常多的可能，傻子、瘫子、很可能很快就要走金博体育。大夫让我们签字，我们就签了。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，只要孩子活着，后面怎么样都行。

　　但没想到他自己慢慢挺过来了。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 19 天，当时也是非常多的朋友，我的同事一起帮我，才把这 19 天挺过来，我当时甚至想如果孩子走了我也走了。

　　后面还有我的朋友开玩笑说「你知道为什么发生那场车祸，因为你得罪了我们那里的土地爷！」他们很迷信的。

　　爱哲：那这次车祸，幸好你和孩子最后都恢复过来了，那它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别的影响？

　　扎西和老父亲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，陪孩子做康复，他们都非常难受。他们走在长安街上，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。我们受过大学教育，在这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我们自己觉得内心还是挺踏实的，我们会熟悉这里的社会规则。我们知道自己理想的方向，该走向何方。哪怕回去就是蜗居在一张很小的床上，也觉得我可以做点事儿，我也不愿意回家乡去。

　　但是老父亲和扎西非常难受，他们觉得在这个地方他们看不见蓝天和白云，也远离了自己喜欢的雪山和草原。不能跟蜜蜂每天在一起，急得觉都睡不着。我特别能理解他们这种痛苦。

　　最后他们说要把孩子带回去，在草原上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当时我们也商量了好久，我同意了，说「回吧」。

　　他们都先回去了，就只剩我特别想孩子。我一两个月跑回去一次，看孩子，看他们。但他们的确在那边生活得开心一点。

　　当时老父亲还买了一点羊，他就每天带着老大去放羊，把老大装在藏袍的袍子里面，老大当时还小，到了地方以后，羊在那片吃草，他就把老大放出来，老大就捡好多小石头，使劲扔石头。其实孩子在那个野外的天地，他是挺开心的。

　　我还记得夏天有一次我回去，老家院子里樱桃树底下有个小孩，坐在一张羊皮上，我走过去都没认出来那是我儿子，因为他整个脸都是黑的，胳膊也是黑的，只有眼珠子是白的。他看了我一眼也没有，也不认识我。

　　我进去还问老父亲，我说：「孩子呢？」，他说：「不就树底下坐着吗？」但他自己其实挺开心的，也不用尿不湿，就放在羊皮上，尿湿了就把羊皮放到树上挂着，晒干还可以用，上也没有褥疮，顶多到晚上的时候擦一擦，但孩子的身体很结实，他自己也挺高兴的。

　　他们也说过好多次：「你能不能把工作调回青海来，孩子需要妈妈。」一直到老二出生的时候，我就什么都放下了，为了他们两个回家吧。

　　扎西其实当时也很反对我辞职，他说「你就不能再接着干吗？」但是我知道，他也没有办法把两个孩子弄好，那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，我还是选择回家了。

　　对，他们都说我是「富婆」。因为《南方都市报》当时的稿费大概是一个月7000块到一万多。在现在的北京，这不算是多么高的工资；但是在那个地方，他们觉得自己一年种地才挣上两三千块，而你一个月的工资就七八千甚至一万多，不是富婆是什么？

　　他们还觉得，只要有单位的人就特别优越，所以认为扎西很有福气，娶了一个有单位有工作的老婆。但是也有些人故意这样说，带点「侮辱」他的意思：你专门找了这样一个有工作，能挣钱的女人。

　　回到青海之后，马金瑜开了一个微店，卖当地的山货特产，也给不少当地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。

　　可能和做了很长时间记者有关系，我始终觉得我要有责任心。如果能把这些特产卖出去，也算拉了他们一把。

　　当时卖的花椒是当地的妇女摘的。花椒树上的刺特别硬，我记得那个妇女当时背着孩子，浑身是土，说他们家有花椒，问我们明天还来不来，要是不来，就只能把花椒树砍了，不管它了。

　　最后我们收购了他们家的花椒，给了好几百块钱，她很高兴地在那里数钱。这样一件很小的事，却能给她一点希望。

　　那些打工的妇女也来到我们家金博体育，说她们没有多高的文化，只认识一点字，但家里的老妈妈身体不好，或者家里的孩子要读书，能不能来这里工作挣点钱。

　　我就给她们安排坐在板凳上打包的工作，她们做起来很开心，因为不用太阳晒，也不辛苦，工资也高一点。这边的服务员的工资一般是 1800 块到 2000 块钱左右，我给他们的工资差不多能达到 3000 块钱。我其实是暗藏着心思：想帮他们一点。

　　其实我不会因为挣钱多而特别有成就感，反倒是看到她们的脸上有笑容，每天特别高兴、有奔头的来工作，我也会很开心。

　　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变化来自她们的内心。她们走路的时候，敢直起腰，昂起头来了，敢跟男人吵架顶嘴了；而那些男人也才发现，自己家的女人原来还可以这样过日子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中秋节之前，我提前给她们预支了一部分工资，也买了一些东西，分给大家。

　　有一个妇女和她的丈夫一起来领工资，她的丈夫突然把那个装钱的红信封「啪」地扔到地上，对这个妇女说，「你的钱！」

　　这个女人就哭了。后来他就弯下腰捡起来红包领着他媳妇走了。回家后，这个女人貌似也挨了打，因为她丈夫觉得在人前丢了面子。

　　所以我也知道这些妇女们的生活很艰难，艰难之中还有很多屈辱。比如，晚上加班回家晚了，她们就要挨骂，要解释很多。

　　他们的自尊心还是很强的，因为老婆比他赚的多，他又没有工作。其实他也很需要这个钱，但是又想表现出很鄙视的态度。

　　他老婆特别瘦小，吃苦耐劳。刚开始来我们家工作的时候，很少说话，后来慢慢的才话多一点，声音也大了一点。有一次她唱藏族歌，我们都悄悄地听着，因为唱得很好听。

　　后来她和她丈夫开始吵架，她丈夫就不允许她在这里工作了。他觉得，在这里工作不好，女人越来越厉害，女人会觉醒。

　　有时候家里要来客人，女人们就会穿藏袍，稍微收拾打扮一下，化一点口红什么的。家里人就会觉得，打扮成这样子，谁知道干什么去了。

　　我经常要去拉架，因为男人就在我们家门口打我们的女工。我心里很难过，但也没有办法。只好劝她们不要在这里工作了，不是干得不好，是我不忍心再看她们受这样的委屈。

　　你问我为什么留在这里。其实有几次和扎西吵架，我就到外地去了。那些女工就叫我回来，我当时想，如果真的走了，她们怎么办。其实在我心里金博体育，她们也是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

　　女工里有一个姑娘，她的丈夫现在在监狱里，并且要和她离婚。他们 19 岁结婚，有两个孩子，但是她的丈夫喜欢上了别的女人，就要和她离婚，再娶那个女人。后来因为其他的事情，他进了监狱。

　　但是这个姑娘每个月底都去看他，带好多吃的东西，也不想和他离婚。甚至还遇到了她丈夫出轨的那个女人，和人家微信聊天，这样的胸怀我也无法理解。

　　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有一天她来这里干活的时候，只好把两个孩子锁在家里。

　　我就特别难过，提出和她回家看孩子。她说孩子感冒了，到了家里我才发现，这个廉租房里，没有暖气，像冰窖一样冷。客厅和厨房里什么都没有，卫生间只有一个马桶。屋子里只有一张床，没有桌子，放了个纸箱子，铺的报纸上放了一点药和孩子的书包，两个孩子就这样坐在床上。

　　我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幸好去的时候带了一些打包的热饭，让孩子先赶紧吃了，再去买的感冒药。

　　我问她，打算这样熬到什么时候？她说，我现在干这个工作，还能养活他们就可以了。

　　我觉得，她给了监狱里的丈夫一条回家的路。我们家的藏族妇女说，如果男人没有回家，你不要去找，我们女人只管大门，外面的事情，不要管男人，他们自有男人的主张。

　　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别人来家里凑热闹。按道理应该我下厨的，但我不会做拉面，只能打打下手，端端东西之类的。扎西的脸色就特别难看，那些亲戚朋友脸上也不太好看，他们觉得媳妇都娶进门了，为什么还要家里的男人下厨做饭？我也特别尴尬，因为我之前自己在家，顶多煮点挂面、酸辣粉之类的东西。总之那顿饭让我特别难受。

　　他们走了之后，我一边洗碗，一边看到扎西的脸色特别不好。我当时甚至也很难过，因为觉得丢了他的面子。这件事使我当时在心里已经有了预感——自己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上都不会太顺利。

　　这里的女性地位很低。比如我们到别人家做客，他们家的女人把吃的东西端到桌子上后，就必须要退出去，从来不会跟客人坐在一块吃饭。

　　有时候你明明知道他们家有好多人，但是到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只有几个男主人，而女人都在厨房里；即便茶壶已经放在他们跟前，他们也不会倒，因为桌子附近会有女人来倒茶。

　　这导致我现在竟然慢慢习惯了这种方式，有点被他们同化。比如我回到北京，男服务生给我端菜，我就感觉很不习惯。还有一次，一个男同事给我们几个女同事倒茶，我说我很不习惯。这个男同事就很吃惊地说，「没关系，我照顾你们，这不是有好几个女同事在嘛。」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怎么会有这种变化，连我自己都很吃惊。

　　其实我始终不愿意提到很多不愉快的事，虽然它们曾经发生过，我们也都受到了伤害。但是我一直觉得扎西和老父亲都非常善良，在他们内心深处，也待我像亲人一样，我很感恩。

　　我们两个有很多分歧，文化习惯、生活习惯，包括对人的想法都完全不同，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，直到今天，这个矛盾也很难调和。

　　我们现在是分居状态，打算商量好孩子的事情之后，再慢慢办离婚手续。扎西不愿意让我把孩子带走，一个孩子都不让带。我也不想再发生什么悲剧，就只好随他的心愿。所以现在，我们还是会共同抚养孩子，共同做微店的生意，但是我们两个分开了。

　　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，看到好多网站转这个新闻，那时候我都很震惊。因为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打开手机，突然看到新闻的首页是我，自己很不能适应。我的好多朋友也在朋友圈说，我们的金瑜居然上了网站的头条。

　　到今天，如果我离婚的话，可能也依然是这样的局面，面临非常大的压力，非常多的指责。大家会觉得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去那样一个地方。

　　我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才跟我爸爸说了这件事，他们始终不知道我嫁了一个藏族人，有了三个孩子金博体育。

　　对，我没跟他们说。因为我做记者工作，本来就很颠簸，到处出差，所以就刻意隐瞒了这件事。考虑到我们家是回族，他们应该很难答应我嫁给一个别的民族的人。

　　但这个世界上一定心有灵犀。因为我生老大的时候难产，痛苦了一晚上。而生了他之后的第三天，我妈突然给我打了电话。她说，「你爸爸这几天像神经病一样，老说他听到了小孩的哭声。我猜他一定是想外孙想疯了！」我赶紧把电话挂了，因为不想让妈妈听到我哭。

　　但一直到前几天，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的时候，他还是很震惊，因为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结婚生孩子的事。所以这人世间，家人之间心有灵犀的事一定是存在的。

　　我很小的时候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过一段时间。我始终记得风吹过院子后面的白杨树，发出的沙沙的声音，像下雨一样。

　　冬天，有时候落了很大的雪，屋里灯泡的光特别温暖，屋外雪地上的脚印很深，我和我弟弟就踏着雪回家去。吃完饭，我会在爸爸自己钉的木头桌子上面写写东西。那时候我很自豪，跟爸爸妈妈说，「等我长大了要当一个作家。」

　　我没有忘记这个情景，因为它提醒着我曾经的梦想。我现在很想回到那个简单的状态：不需要很多东西，可能只需要那张小桌子和那样的灯光，就足够了。

　　2015 年，两个人开了一家叫做「草原珍珠」的微店，以公平贸易的方式帮助农牧区的贫困家庭。离婚后，他们还是会继续经营。如果你愿意提供一点帮助，可以到他们的微店购买当地特产。

　　也是在这次采访之后，马金瑜借走了爱哲的录音机，你在节目中听到的鸟叫声，马蹄声，少数民族的歌声，都是马金瑜当时在草原上录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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